很简单的道理，洪武朝是鼓励百姓告御状的，到皇宫门口一跪就能直接见到皇帝。
真被威胁了，大可以进京告御状。
别说没有那个能力，普通百姓没能力，士绅大户也没能力吗？
而且有几个大户是靠努力富起来的？
二十一世纪，靠勤劳致富尚且都是笑话，更何况是古代那种社会。
还有就是，那些官吏敢无条件逼迫那么多大户，帮他们出钱粮吗？
他们就不怕有人进京告御状？
大概率也是钱权交易，你帮我填亏空，我当你的保护伞。
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十二个布政司的‘受害’富户，没有一个进京告御状的。
不是不敢，也不是没能力，而是这本身就是一场钱权交易。
而且站在皇帝的角度，打击地方豪强本身就是政治需要，刚好这些人又给了机会。
所以陈景恪认为，郭桓案是洪武四大案里，最不应该有争议的一个案子。
当然，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，没有争吵的必要。
关于郭桓案，很多人被案件名字误导，认为这是一个叫郭桓的官吏组织的犯罪集团。
其实不是的。
之所以叫郭桓案，是因为这个案子是以他为突破口被发现的，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。
实际上这个团伙早就存在了。
前世郭桓案是洪武十八年，也就是三年后才被发现。
洪武十七年以前，郭桓一直在地方任职，洪武十七年才升任户部侍郎。
他不可能在一年内，将整个六部都拖下水，还将自己的贪腐集团扩展到十二个布政司。
而且业务还如此的广泛，侵吞官粮，找地方富户填补亏空，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。
他要是有这能力，早就将朱元璋弄死自己当皇帝了。
这个贪腐集团必然早就已经存在了，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加入。
后来升任户部侍郎，才成为核心成员。
而礼部尚书赵瑁和刑部尚书王惠迪等人，常年在中枢任职，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能力组建这样的集团。
甚至不排除这个集团更早就存在了，他们也只是继承而已。
陈景恪正是基于这个推测，才敢提前三年就状告赵瑁贪腐。
一手掀开这样的大案，他心里还是很害怕的。
太容易被报复了。
还好，朱元璋将他给撇了出来，这件案子变成了赵瑁自己扛不住酷刑，主动招认的。
就此事而言，陈景恪还是很感激他的。
治疗马秀英的心态也有了变化，之前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好奇，以及为了救自家老子。
现在多了几分真心实意。
让老朱晚年不那么孤单，也少杀几个人。
当然，也是为了他自己。
毕竟马秀英的病需要长期治疗，而他是最擅长治疗这种病的人。
只要马秀英不死，只要他自己不作死，就没人能动的了他。
利用三天假期，陈景恪将行李全部打包。
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被褥之类的不用带。他和朱雄英住一块的，啥东西都是现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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